从记事起，我家就住在赵城南大街西巷的一座四合院内。相传这是一家钱庄的旧址，四周青砖围墙足有一丈多高，气派的大门坐北朝南。大门上有门楼，门楣上镶嵌着横幅题字“连云舍”，大门呈圆拱形。两扇厚重的大门后是较为宽敞的门洞和狭长的天井，迎面照壁上用磨砖镶刻着一个大大的狂草“福”字，左手是带门框门杠的二门，进入二门便是方形的四合院。

北屋为二层，有不足一米高的底座，可从中间宽阔的台阶和两边东西厢房的墙根台阶拾级而上，建筑雕梁画栋，一层有走廊，二层有楼台、围栏，颇为考究，当时住着张小才老汉夫妇。

张老汉当时已五、六十岁，身体偏瘦，但精神矍铄。张老汉年轻时从事烹饪工作，厨艺在赵城城内很有名气。张大娘性格豪爽，是个典型的北方家庭妇女。记得有一次两只猫在北屋台阶上撕扯一只老鼠，各不相让。张大娘果断地拿起厨刀，将老鼠从中一刀两开，引起全院邻居惊诧。两位老人共育有三女一男，儿子张追光随贺龙同志率领的解放军十八兵团南下进川，后跟十八军进藏，在日喀则工作，后因身体原因调回四川。1958年的西藏叛乱着实让张老汉担心不少，每天都打听平叛消息。一个女儿随大军南下后工作在武汉；另两个年龄大的女儿则分别嫁于赵城南关谢家和北街常家。

南屋为三间大大的砖窑，门前有着宽宽的矮台阶，方砖铺地足有五、六尺宽，西南角拱门里有台阶可直通窑顶。当时住的是三位老人，王树德和姜荣华夫妇以及王树德的老母。当时王树德夫妇年龄五、六十岁，因有亲戚关系，王树德夫妇平时叫张老汉夫妇为舅舅、妗子。当时我家在西厢房，东厢房南北两家权属各半，估计是土改分房的果实吧。

王树德老人发须旺，人称“胡子儿”，祖籍山东济南府新城县。民国初年新城县遭灾后，他的祖上逃难来到山西。原计划投奔兰州，结果到了赵城，盘缠没有了，三儿一女就近安顿下来，一支到了霍州，一支在北街石牌楼，一女嫁到了浮山，“胡子儿”这一支就留在了西街。1938年日本人来了赵城以后，王树德即投奔浮山和赵城的抗日根据地，为八路军看病，后入党参加革命工作。当时“胡子儿”因与赵城北街日伪土杂武装头子杨本兰有点亲戚关系，通过杨本兰老婆为根据地搞到了不少药品。后为工作方便，经赵城城工部长杜质彬委派进城做地下工作，对杨本兰开展统战工作，争取促其反正。当时我党地下工作在赵城城内共有两条线，一条为城市工委书记傅青苓领导，一条即为王树德的地下党支部。王树德以开药店为联络点开展工作，先后发展了王庆寿、贾其岩、卢庆寿，还有外围的赵城磨头火车站连接员和赵城十字街口开书笔店的苗方五等人。当时苗方五的小文具店从太原进货，由火车捎回，方便情报的传递。有一次因张贴传单引起敌人猜忌，敌人多次试探“胡子儿”，有顽伪人员甚至当面问他“传单贴到十字里，肯定有共产党”试探他的反应。王树德发觉情况严重，一面应付场面，一面散布要去东村磨面。当时赵城城内人大多到东村霍泉七分渠上的水磨磨面，其妻姜荣华就是后河头村人，这样不易引起怀疑。准备停当后，王树德先担上粮食出城，姜荣华领上孩子们随后出城走亲戚，先到连城，再到苑川，由李泽昌村长接待，安顿下来。王树德在城里开展工作三年，因为是亲戚，杨本兰没有加害。期间王树德曾在药铺密室促成过杜质彬部长与杨本兰见面密谈，杨本兰答应控制两个营，并声称不与共产党八路军交战，但认为蒋阎当政、正统，可以搞点情报，最后与阎锡山部队挂上钩。后来杨本兰在解放战争初期沙窑战斗中被阎锡山七十三师师长高倬之以临阵脱逃罪名处决。

王树德出城后，杜质彬不在，他找到刘发祥说明了情况后，刘发祥给了他一匹马、一支手枪，让他在兴旺峪当了交通员。王树德、姜荣华夫妇共育有二子二女，长子王志民、长女王亚清、次女王亚明、次子王集权。此时，王志民从警卫团上了抗大分校，两个女儿上了太岳中学，只有年幼的王集权随父母生活。

赵城解放后，王树德回城担任了赵城第一任镇长，当时管辖城内四街一关。北屋张追光先是逃婚到延安当了骑兵，后因胃下垂回家休养，同时负责在赵城征兵。王树德积极协助张追光的工作，发动青年男女应征入伍，支援大军南下，在张追光与曹翠兰结婚后，支持曹翠兰随军到临汾青干校，并带头送两个女儿亚清、亚明随张追光到临汾当兵。亚清因初通医术负责护理张追光，后经组织介绍到了西安医学院读书，毕业后与卫明结婚；亚明则留司令部当收发员，后与秦明相识结婚。当时，秦明与张追光一个办公室，均为团职干部。王志民在太原解放后先后任太原铁路军管会主任、南站党支部书记，后调任贵阳铁路分局局长、党委书记，参与过集宁铁路通苏联、广西铁路通越南的规划和施工建设，受到过邓小平同志的嘉奖。爱人张梅英从太原师范毕业后，一直随夫从事教育工作。夫妇育有二女红星、红霞，一子西川。长女王亚清毕业后转战咸阳、兰州、西安，一直从事医务工作，与丈夫卫明育有四女。次女亚明从小生性活泼，在太岳中学就读期间，曾女扮男装，随学生演出队在根据地演出活报剧，扮演日伪土杂武装头子杨本兰，被城内日伪悬赏通缉；后随大军南下后留在西安，丈夫秦明早年参军，转战山西多年，抗战期间参加过汾阳战役，时任兰州军区某师政委，曾参加抗美援朝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秦明在战争年代冲锋陷阵，身先士卒，屡立战功。中印边境作战后，作为有功部队代表，曾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后来，周恩来总理签署命令，他调任河南省军区第二政委，文革期间担任过军管会主任。秦明与亚明夫妇育有五子，其次子从解放军通讯工程学院毕业后牺牲在国安隐蔽战线。王集权先随其兄在太原读书，1958—1962年在山西大学化学系就读，毕业后从教，后从山西三维技校退休。

王树德一家堪称革命家庭，虽同院居住十余年，但至今仍有些许神秘感。一是当时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化，吃喝拉撒都离不开生产队，但记忆中似没有记得他们有过类似的春种、秋收，种自留地，甚至在城外分红薯之类的生产活动。王树德本人冬天穿得棉腾腾，夏天一身白丝布衣褂，脚穿草鞋，仅有的体力活就是在大门外的国有旅店里的水井挑水。当时对户籍认识模糊，对他家不收秋打夏却经常人来人往和亲人聚会甚是不解。有一次有一辆伏尔加小车拉了一麻袋大米，由几个当兵的抬回家，人们甚是惊奇，更不知姜荣华老人的户籍已随子女外迁多年。

王树德本人外表威严，不拘言笑，但其内心爱憎分明，同情劳动人民。他数次拒绝将户口随子女迁走，终生眷恋着赵城这块生活、战斗过的热土。记得当时东屋就曾暂住过王树德从打麦场里领回的安徽逃难母子。

后来，赵城解放后第一任县长尹烈同志的姐姐尹老太一家住进了东屋。尹老太为沁源人，当时已有六十多岁，丈夫早年亡故，育有三女。长女张桂英当时在赵城批发部工作，幼子弘弘随母生活，女婿冯志明在北京工作，上大学时冯志明作为贫困大学生典型，其节俭的穿戴和生活用品曾被学校展出。次女在汾阳从教，女婿为军人，夫妇二人探家回来，短短数天也是换下军装、正装，参加劳动、打扫卫生，在院外垃圾场边积肥。三女惠春随母生活，当时在赵城中学读书。王树德老人不顾小儿王集权大学本科毕业后喜爱音乐的个人爱好和志趣，既不找人为小儿安排舒适的工作，还支持儿子服从组织分配到边远山区永和从教，最后还促成了王集权与张惠春的婚事，导演了一场南屋与东屋联姻的佳话。后又举贤不避亲，在他晚年从西街支部书记岗位卸任后举荐张惠春担任了西街支部书记。尹老太生活节俭近似苛刻，吃完中药后往往将药渣晒干、捣碎，然后就着开水冲了喝下。三年困难时期，尹老太曾招赘过一位流浪老人，后被生产队安排喂牲口。外甥弘弘当时七八岁，记得有人询问“你姥爷叫什么？”时，弘弘随口答道“叫老人”，其实弘弘根本不知道姥爷姓什么、叫什么。三女惠春随母亲养成了吃苦耐劳的性格，担任支部书记后，带领社员参加劳动，泥里水里干在前，落下了浑身关节疼的顽疾，壮年早逝，街坊邻居印象至深。尹老太弟弟尹烈后调任太原太行仪表厂党委书记，尹老太从不对外炫耀，更没到太原打扰过弟弟的工作，两位侄儿勾勾、践践回来小住也是粗茶淡饭，一切如常。

王树德孝敬老人、科子甚严。他父亲过世甚早，母亲高寿，他每天伺候床前问寒问暖、送饭送水。五六十年代工作在外的干部大多把子女送回原籍由老人照看。因此，北屋张小才老汉的孙子孙女、外甥和南屋的孙子孙女、外甥大多在家度过童年时光，东屋尹老太的侄儿和外甥也在家住过很长时间。王树德对孩子的教育很重视，孩子们的生活习惯都很好。王树德从不主动向子女们要钱，文革期间孩子们受冲击，偶遇生活拮据，来源不济，他宁肯向我母亲伸手，借几毛钱，有时甚至是一毛钱，也不向子女开口，其品格令人肃然起敬。

斗转星移，岁月如流。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了，王树德夫妇、张小才夫妇和东屋尹老太太早已逝去，他们的子女也大多离世，但建国初期人们纯朴的良好品德和社会氛围至今令人难以忘怀。国家工作人员廉洁、敬业，心系国家的优良革命传统至今令人追思和怀念。而作为干部亲属，不倚仗权势，低调生活，甘于清贫，主动为国分忧的良好品格更是令当下“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陋习和脱离群众、趾高气扬的不正之风奉行者羞愧和汗颜。

（作者单位：山西焦化离退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