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四年级的暑假，父亲拿回来一本厚厚的书。父亲上班走后，我便拿起来翻阅，是《说岳全传》。看着看着，我被书中的神话描写吸引进去了：哦，岳飞原来是如来佛祖头上的金翅大鹏鸟变的，所以后来叫岳飞，字鹏举。秦桧的老婆是佛祖殿堂上一只蝙蝠变的，还有一个奸臣是乌龟精变的。

故事太神奇了，整整一个假期，我把厚厚的一部全传读完了，里面不认得的字就跳过去。书中说岳飞、岳云父子冤死在风波亭，岳雷后来建立战功，牛皋是骑在金兀术身上大笑死的。这算是我在课堂之外，读到的第一本大书。

1961年秋，我从南郊区许坦小学毕业，考入位于晋源镇的太原二中上初中。进校后，学校给新生发借书证。那是我第一次拿到写有自己名字的卡片，可以借阅校图书馆的任何图书，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惊喜。校图书馆在一所四合院内，清静而典雅，我借到了选中的图书——《格林童话》。这是本硬皮的精装图书，纸张哗哗作响，散发着淡淡的墨香。课程很紧，课后一有空我就赶紧看，看完好再去借。记得我先后看过《安徒生童话选》《稻草人》《巫婆集》等，其中有的是看其他同学借什么，也跟着借什么，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1963年春天上初二时，我从远离市区的郊外转学到了位于市中心的太原八中，继续初中课程。有个学期要组织去农村劳动，我因脚受伤感染，不能下乡，被安排留校劳动——到校图书馆去帮忙。

我，一下子被淹没在书的海洋中。

每天，又是整理书架，又是抄写目录，还兼做窗口收发员。征得图书馆老师的同意，下班时我总要带几本书回去看。我用两节电池卷上几层牛皮纸，连上小灯泡，自制了一座小台灯。晚上看书，就不用打开大灯影响他人休息了。

当时，学校号召多读书、读好书。其实，同学们也在暗暗较劲，看谁读的书在先，看谁读的书更多。一本有名的新书出来了，你还没读过，那在聊天时你就不敢往前站。红色经典当时属必读之列，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岩》《青春之歌》，还有《创业史》《苦菜花》《敌后武工队》《晋阳秋》等，大家都找来阅读。

初中毕业放假了，邻居小伙借给我一本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集，叫《血字的研究》。书中故事扑朔迷离、曲折离奇，让我放也放不下。这以后，我迷上了福尔摩斯探案小说，千方百计去搜罗，先后看了《巴斯克维尔的猎犬》《红发社的秘密》《波宫恨事》等几集。同类的，还看了马克·吐温的《汤姆·沙耶侦探案》，还有《无头骑士》等。

高中二年级时，“文革”兴起，工厂停产，学校停课，我们纷纷回家当了“逍遥派”。有一阵，一位要好的学友春心萌动，想和一位漂亮的女同学接近，但又不好一个人去人家家，就叫上我作伴一起去。

女同学的父亲是省城一所大学的系主任、著名教授，住的是单元楼房，一家一大套。进得屋来，寒暄几句，我自知不能当“电灯泡”，赶紧找借口到别的屋去。嚯，她家有一间大大的书房。不，不是书房，简直就是图书馆！五六十平米的厅房里，立着两溜书架，一架接一架。我一本本地翻着看，挑出了准备要借的。

好大一会儿，他俩热情友好的谈话终于结束了，我也借到了一大摞书，满载而归。以后，他们这样的约谈又进行了几次，我也能把想看的图书特别是名著，如愿以偿地抱回来品读。好像有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果戈理的《死魂灵》、莫泊桑的《一生》、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伏尼契的《牛虻》、溥仪的《我的前半生》等。

“文革”中期，我来到西山矿区，当了一名采煤工，住在矿工会院的集体宿舍。工会有图书馆，因为搞运动没人管，书库内外到处是散乱的书，你尽可以随意捡着看。其中真有好书，像鲁迅翻译的《士敏土》、苏联的《我们是苏维埃人》《船长与大尉》，还有捷克的《原子狂想》等。这样，在紧张的工余时间，我又体会到了读书的乐趣。

后来，队里让我写些稿件表扬好人好事，稿子写好发给矿广播站和矿务局报社。当时稿件采用了没稿费，给你发图书。于是，我开始有了自己的藏书，其中多是关于通讯报道的工具书，也有少量文学书，像鲁迅的《呐喊》《彷徨》《朝花夕拾》，还有高尔基的《我的大学》，高玉宝的《高玉宝》，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

多年来，随着工作岗位的变动，也是工作需要，加上兴趣，我在阅读的同时，一直做着读书笔记。格言、语录、典故啦，一些重大事件、重要数据啦，都在记录之列。这些笔记，为我后来从事宣传工作和文学创作、担当刊物编辑和培训代课，起到不小的支撑作用。

莎士比亚说：“书是全世界的营养品。”回首往事，是读书伴随我度过了懵懂的少年时光，度过了躁动的青春岁月，也影响了我的人生——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读书改变了我的命运。

如今退休了，时间更宽裕了，我可以找来过去想读而没时间读的书，一了自己的心愿。

是的，夕阳无限好，有书不惆怅！

（作者系西山煤电退休干部）